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,智人的历史也有20万年。但无论以人均GDP(国内生产总值)衡量,还是从个体消费选择多样性看,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,只有250年的历史。就中国而言,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,只是过去40年的事情。
经济增长在今天被视为常态,但250年前,经济不增长是常态。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,人们的生活水平,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,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。18世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,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唐宋时期好。
经济增长为什么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出现?为什么当今世界,有些国家富,有些国家穷?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,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%的高速增长?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?这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思考的问题,也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问题。
一
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,我就接受了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的观点: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,是企业家的创新。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“国王”,市场经济的真正“英雄”。
遗憾的是,虽然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,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至今没有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。在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,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,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。事实上,无论技术进步,还是资本积累,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函数。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,从而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,而不是相反。新古典增长理论只关注投资多少,以为只要投资,就可以带来增长,不关注谁投资,误导了政府政策。历史证明,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,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投资的效果完全不同。
近年流行起来的所谓“内生增长理论”,强调技术进步对增长的重要性,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,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。但由于忽略了企业家精神,把技术进步当作研发投资的结果和外溢效应,“内生增长理论”仍然无法真正理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为。
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消费、投资和净出口“三驾马车”,从而把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,不仅扭曲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,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消费本来是生产的目的,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,消费变成了保增长的手段。投资本来是为了未来的增长和消费,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,投资是为了增加当年的总需求,结果是导致大量的反生产性投资,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。贸易本来是推进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利用,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和合作范围,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,只有出口大于进口,贸易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,这就为反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误读经济增长,一个重要原因是,他们把经济增长理解为GDP量的变化。其实真正的经济增长,不是表现在GDP增长率是3%还是5%,而是表现在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产业的不断出现,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变化。按照现在零售业的存货统计口径,250年前,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2到103种,也就是100种到1 000种之间,今天则是108到1010种,即1亿到100亿种之间。而且,据说全世界每年还有24万种新产品进入市场。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已达5.62亿种(2018年1月统计)。
人类在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,与相继出现的三次工业革命相伴随。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,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应用、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;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,还有石油化学工业、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;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,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、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。
三次工业革命,都是企业家创业、创新的产物。每一个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市场的出现,都是企业家所为。尽管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,科学家和发明家发挥了重要作用,但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,新的技术和产品才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,惠及普通大众。这一点,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不会改变。
大约10年前,我提出了“斯密–熊彼特增长模式”。这一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·斯密最早提出的技术进步、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,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。我认为,斯密–熊彼特增长模式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范围内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历史,比现有的其他增长理论更符合事实,更有解释力,也更有预测力。
进一步,我将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。所谓套利,就是给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,发现和利用市场中的不均衡赚钱。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,因而没有任何可供企业家套利的机会。事实上,由于人类知识的限制,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。企业家靠他的警觉发现市场不均衡,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。所谓创新,就是打破现有的均衡,创造新的潜在均衡,其方式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,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,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、新的市场,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。
经济的持续增长,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。套利活动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,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。当然,在现实中,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,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,有些企业家在创新。并且,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(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),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。
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,对应的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,即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。长期以来,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。但仔细看,这是有问题的。如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,不是创造出新的技术,经济增长不会持续,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时,我们改进它,会带来财富的增长,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,经济就进入了循环流转,就没有增长潜力了。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。创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,也创造出新的资源。推动技术进步,是市场最重要的功能。
二
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,大致来讲,过去40年,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企业家精神被抑制,价格信号扭曲,人们没有创业的自主性,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,实际生产远离生产可行性边界。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,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,套利空间无处不在,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,无论是劳动、土地还是资本,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,给点钱就有人干活,生产什么都赚钱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要有企业家套利发生,经济就能增长。
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,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巨大的套利机会。这是因为,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,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利用,拿到中国就可以赚钱。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从事跨国经济活动,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。中国的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靠套利起家,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为了套利,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(特别是劳动力市场)上的套利。中国便宜的东西在他国可能很贵,他国便宜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很贵,企业家把第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他国,把第二类产品从他国进口到中国,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。
是西方过去二三百年创造的技术、产品、思想、管理方法,为我们的高速发展、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。别人在前面修路,我们在后面跟着走,我们走得快,一点也不奇怪。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,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,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,这正是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。当然,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之所以能被中国所利用,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道路。
但是,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,由于以下原因,中国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。这是过去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、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。
第一,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。在大众消费品领域,可以模仿、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,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。当然,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,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,本身需要一些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,需要自身有足够的创新能力。第二,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,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,也没有办法跟印度、孟加拉国、越南、巴西、墨西哥等国家比。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比,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大大缩小了。第三,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,也使得制造业总成本上升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,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现在只比美国低5%,加上美国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,中国的成本优势几乎荡然无存。大量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与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有很大关系。第四,像印度、巴西、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进行改革开放,发达国家又以新的技术革命开始回归制造业。
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、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,靠套利很难赚钱,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。中国未来的增长靠什么?只能靠创新。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,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。
这意味着,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,因为创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,创新和套利的差别就像修路和走路的区别一样。从全世界来看,靠创新支持的增长达到3%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如果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潜力得到有效释放,考虑到中国经济仍有一些套利空间,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可能保持比发达国家高的增长速一度。但如果不能迅速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,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断崖式下跌,中国将彻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要完成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到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变,除了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升,也需要中国整体体制和制度的大幅度改进。
这是因为,与套利相比,创新有两个重要特征:第一,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事业。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,它是没有概率分布、不可预测的。一项创新是否能够成功,事先没有办法计算,不仅因为这项创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难以预测,而且因为该项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其他创新是否出现。甚至,还要克服政府监管体制和传统势力对创新的阻碍。相比之下,套利面临的更像可用概率计算式风险。
第二,创新的周期比套利长得多。套利是短线投资,可以在几个月、几个星期,甚至几秒(如资本市场上的套利)内完成,创新是长线投资,需要数年,甚至数十年才能见效。创新和发明很不一样,拿到专利,就是一项发明,创新是要让新产品和新技术变得有商业价值。从拿到专利到实现商业价值,要克服一系列障碍,要改进功能,提高质量,降低成本,一直到市场可以接受。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,而是死在拿到发明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中。
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,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。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,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,竞争越来越激烈,赚钱就越来越少,最后市场趋于均衡,就无钱可赚了。创新是一开始亏钱,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,然后赚钱越来越多,但到一定点,模仿者就会跟进,利润开始下降,最后趋于零。
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,而且回报周期很长,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事业,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,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。因此,创新对自由、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,远大于套利对自由、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。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,如果产权(包括知识产权)不能得到有效保护,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。中国只有逐渐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生态,才能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。这是下一步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。
三、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,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,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,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,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就很难发挥出来。在金融体制、政府监管、反垄断法、产业政策、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,我们都有待改进。
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不适合创新的。商业银行主要是为企业家的套利活动提供融资。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风险控制,充其量只能支持微创新和改良式的创新,不可能支持颠覆性创新,因为颠覆性创新风险太大。如果商业银行投资于颠覆式创新的话,坏账率会在50%以上,十有八九会破产。
创新需要的私人资本只能来自天使投资、风险资本、股权基金(PE)、私募,或者IPO(首次公开募股),不可能来自债权融资。股权融资是私人之间的契约,资本所有者应该有选择投资的自由;如果没有选择自由,真正的创新就不可能得到资金支持。既然是私人资本,风险自担,政府就不应该对它进行过多的管制。
政府的投资或者政府的PE对创新的作用也有限。政府投资基金和私人投资不一样,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投资基金的钱真正投资于值得投资的项目,因为花钱的人的利益与投资亏不亏没多大的关系。政府的投资基金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和腐败空间。如果可以拿政府的钱去做企业,成功了利润归自己,失败了成本由政府承担,谁都有积极性冒充企业家,最后就是巨大的浪费。因此,仅仅因为逆向选择就足以导致政府创立的投资公司,无论叫政府引导资金还是创业基金,最后一定是没有效率的。
政府监管也可能阻碍创新。政府监管通常是希望保护消费者利益、维护市场秩序,但结果可能是保护既得利益者,不是消费者。这是因为,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,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,新产业代替老产业,新企业代替老企业,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–––现有企业、现有行业的奶酪。这些行业、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它们的私利,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。为了鼓励企业家创新,政府必须继续大幅度放松管制,特别是要实行市场的自由准入。
由于主流经济学的误导,反垄断法实际上变成了反竞争和反创新法,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所谓垄断行为,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,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。垄断当然要反,但真正要反的是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,而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。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,其实就是反创新,因为所有创新,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,都会形成垄断,而且越大的创新、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,垄断程度越高。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,也起不了大作用,但颠覆性的创新,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。
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应当反思。按照我对产业政策的定义,政府不应该给相关领域任何产业、任何企业吃偏饭。产业政策有可能会容易扭曲企业家精神,阻碍创新,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。本来在市场中,企业家投资什么,或者创新于哪方面,要看市场前景,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。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,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,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。国家对国有资本的过度扶持,也会阻碍民营企业的创新。
扩张性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。根据米塞斯–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,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,导致经济危机。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场的不均衡程度,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,使得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套利活动,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,最后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,经济危机爆发。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,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,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力。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,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企业淘汰老产品、老技术、老企业的过程,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。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,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,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。这是因为,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,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,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,从而降低创新的压力。
最后,还需要指出的是,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。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一种崇尚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,创新难以成为主导进步的力量。至近代之前,无论西方还是东方,企业家都不受尊重。这反映了商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。企业家是一群不循规蹈矩的人,追求的是变化和新奇,而农业文明崇尚的是稳定和墨守成规。商业文明讲究平等和契约精神,而传统社会以等级为基础,讲的是服从命令。市场经济下,财富的源泉是知识和个人创造力;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下,土地才被看作是财富之母。因此,在传统农业文明的人看来,企业家的财富一定是巧取豪夺来的,企业家的创新是社会的破坏性力量。
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首先在英国发生,是因为英国最早发生了文化革命,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尊重。传统中国社会讲的是“士农工商”、“重农抑商”和“学而优则仕”,这种文化两千年没有变。改革开放之前30年实行的计划经济,其基本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,同时也会抑制企业家精神,使得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文化达到顶峰。尽管近40年来,伴随着改革开放,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看法发生了积极的变化,但还是有些偏见,“仇富”仍然是一种大众心态。“创新”虽然在口头上受鼓励,但对创新的失败,整个社会仍然缺少宽容,使得墨守成规仍然是人们最好的生存哲学。因此,为了使得创新企业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,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一场观念革命。
总而言之,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;创新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,依赖于自由、法治和清晰的产权制度。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,清除创新的体制障碍和政策障碍,并建立崇尚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念。